商丘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概述

（赵杰、赵维臣）

    商丘地区（现为商丘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3年，至1980年终止，共经历了17年时间。17年中，全区通过安排到国营农场、林场、园艺场、渔场和建立知青农场、队及分散插队等多种形式，共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约29000人。

    一、历史背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1955年9月1日，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建议中、小学毕业生转到各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在这之前，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此后不久，党中央又规定“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而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中国的农业化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农村需要有知识的青年协助生产；另一方面，当时的城市就业问题紧迫。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确实是一项加强农业生产，调节城市人口的重要措施。因此，1955年以杨华为代表的60名北京青年，适应新的形势，率先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北大荒垦荒。共青团中央于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他们在黑龙江萝北县（现黑龙江共青农垦农场）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随后，北京市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陆续来到黑龙江垦区，随后上海青年奔赴淮北开荒种粮。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1956年浙江城市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二、发展进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期，是在共和国的特殊时期和环境中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商丘地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是从1963年开始的，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1963年至1966年为起步和逐步铺开阶段

    当时，在全国部分城市和地区，已经开展起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曾因“大跃进”一度暂停。“大跃进”运动之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重大调整期。在此形势下，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把上山下乡确立为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长远方针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同年，中共中央成立 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安置办公室。商丘专区也按照中央和省里的要求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并把这项工作纳入了专委工作议事日程。从此一直到“文革”前，我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基本上是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逐步在全区范围内铺展开来，并且发展很快，初步形成了组织健全、领导重视、成效明显的局面。

    （二）1968年底至1978年为大规模发展阶段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虽然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起因，但是却极大地影响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文革”开始后，商丘和全国一样，很多知识青年返城闹革命，再加上高中、大学招生工作中断，致使本应于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三届高、初中学生滞留在校，形成大量就业人口积压，而在经济领域，又无力消化庞大的就业大军。于是，商丘专委遵照毛泽东同志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按照省里的部署，加大工作力度，层层分解任务，深入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广泛动员有条件的公社、大队建立知青场、队，在全区掀起了知识青年下乡热潮，很快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局面。

    （三）1978年至1980年为逐步回落阶段

    1978年10月31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次会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是一个转折点，会议之后，继之而来的是知青大返城。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用经济的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建议在减少知青下乡的前提下，将知青经费中不必要支出的部分，用来扶持城市发展，安排知青就业。因此，商丘地区也按照中央（79）24号文件和省委（79）164号、168号文件精神，从1980年之后，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这项工作划上了句号。

    三、大事回顾

    1963年11月9日，商丘专区安置办公室下发（63）安办字第006号《关于干部、职工子弟就业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为安置家居商丘市城市人口就业，各单位干部、职工子弟、家属中的下放职工、学生青年，凡户口在市内的，年满16周岁至40岁男女青壮年，并无严重疾病者，由本人申请，经审查同意，即可安置为工人。安置单位是，各县农场、林场、园艺场和专区农科所、水利施工队等。愿意就业者，请各单位负责通知本人，于11月10日至15日到专区安置办公室登记，以便统一研究分配。

    1964年11月16日，商丘专区调整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并专门下发（64）专安字第001号《通知》。随之有安置任务的县、市也要建立了相应的组织。调整后的商丘专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刘信臣副专员任组长，专署办公室副主任王建华任副组长，成员包括：财委副主任魏兰田、民政处处长苗泽生、教育局长冯德馨、团地委副书记董占文、劳动处副处长乔文秀、农业局长张力水、林业局副局长常新隆、专妇联副主任赵桂英。

1965年3月31日，商丘专区安置办公室下发（65）安办字第009号《关于认真做好下乡、下场青年的安置巩固工作的通知》。《通知》主要是针对前一个时期工作中存在的对知识青年下乡、下场工作认识不高，抓得不力等问题，提出了要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切实加强领导、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关心知青生产生活等八项要求，使安置下去的2500多名知青工作好、生活好，并继续做好动员安置工作，确保全年任务完成。

1965年4月5日，商丘专区安置办公室印发（65）安办字第010号《关于下达1965年安置工作任务的意见》，《意见》明确了安置经费标准，具体是：返乡的每人不超过50元，成户插队的每人不超过150元，单身插队的每人不超过250元，人均不超过200元。安置经费使用要建立严格的会计制度，定期检查，杜绝贪污浪费，防止出现“四不清”。吃粮问题按1964年12月12日专区安置办和粮食局联合通知执行。下乡人员补助粮票和棉花按1965年2月26日省安置办公室、商业厅和供销社联合通知执行。

    1965年4月6日，商丘专区安置办公室印发《1964年安置工作总结》。《总结》明确指出，一年来，我区安置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有关方针政策，超额完成了省分配的安置任务。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底，共动员安置城镇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力578户2177人，男性1041人，女性1136人，整半劳力1026个，党员13人，团员35人，分布到361个公社，538个生产队。其中：属于插队的207户729人，返乡的411户1453人。同时，《总结》也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有的单位重视不够；二是有的对安置对象审查不严，出现少数人员下乡后外逃和生活困难等问题；三是一些具体问题解决不力，比如有的住的太挤，有的住房太旧，有的钱交队后但新房没有盖起来，有的生活没有吃到标准，有的自留地没有落实到地块等。针对问题，要求各县（市）立即组织检查，对思想不安心的要耐心教育；对个别外逃人员要查明原因，动员其立即归队，确有困难者，应视情解决；对于住房、吃粮和自留地等问题均按以前有关规定马上落实，决不允许找任何借口不管不问。

    1966年1月4日，商丘专区评选出的14名知识青年代表集体赴郑，参加6日在郑州召开的河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1966年1月18日，商丘专区安置办公室印发《1965年安置工作总结》。 《总结》指出：一年来，全区共动员城市下乡插队人员871人，占任务的96%。其中：男386人，女485人；知识青年277人，闲散劳力336人，随带家属258人。下乡的643人，返乡的228人，除商丘市（现为梁园区）的299名下乡人员到太康、鹿邑（当时属商丘地区）集体插队外，其他各县均在本县各人民公社插队落户。这871人分布在10个公社，12个大队，23个生产队，5个社办林场。1965年安置工作的特点是，既要动员人员下乡，又要做好前期的巩固工作。由于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安置工作动手早，思想发动充分，政策交待清楚，使绝大多数人员下去后能服从领导，爱护集体，劳动积极，在改变旧习惯、建设新农村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全区大部分下乡人员都参加了贫协组织，其中有16人入了团，22人被评为五好社员，75人参加了基干民兵，1人当了农业技术员，2人当了卫生员，4人当了生产队会计，3人当了记工员，6人当了耕读学校教员。共办了2个俱乐部、8个读报组、3所耕读学校。

    1973年7月23日，商丘地区革委会劳动局下发商革劳字【73】6号《关于国营农林场停止接收72届城市中学毕业生的通知》。《通知》指出：目前全区下放城市72届中学毕业生和社会青年2200人，其中安置在国营农林场1300人，占今年下乡人员的59%，72届城市中学毕业生安置国营农林场的任务已完成。《通知》要求：（1）从8月5日起，全区各国营农林场，一律停止接收商丘地区所辖县（市）72届中学毕业生和社会青年以及外省外地转来的学生。（2）各国营农林场今年已接收的下乡知识青年,必须在8月15日前，将全部人员登记造册报地、县（市）民劳局、计建委、安置办公室备案。（3）今后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由各县（市）统一组织动员、安置。

1974年6月17日至22日，商丘地区知青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省知青社会治安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全区知青工作形势，总结交流经验，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任务。刘玉斋、宋兰臣等领导同志在会上致词和讲话。

    1974年12月26日至28日，商丘地区召开了首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23名，其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451名，回乡知识青年代表38名，贫下中农代表26名，带队干部24名，知青家长代表9名，基层党团组织代表18名，列席代表45名，特邀代表12名。会议上共有23名知青代表作了典型发言，他们分别是：何素勤、苗社华、王永亮、孙胜利、罗惠敏、郭虹晨、李伯赞、郭乐工、张久仲、王国权、尚岩英、胡杨玉、潘传道、房华兰、秦银娣、关少峰、曹冬玲、石兰芝、王自德、刘萍、杨秋荣、霍为友、李农军。

    1977年7月25日，商丘地区召开全区知青工作会议，传达贯彻省知青工作精神，各县、市主抓知青工作的书记和劳动、教育、知青办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地委第一书记李锦堂和书记宋兰臣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1977年12月30日，商丘地委知青办公室印发《1977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总结》。《总结》指出：今年我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总动员任务是2743人，其中，高中应届毕业生2191人，初中259人，社青147人，清退102人，往年缓下的44人，按照政策应该下乡1804人，已下乡1763人，占应下乡人数的97.7%，应下末下的还有41人，占应下乡人数的2.3%，批准各种留城的867人，占当年动员、清退人数的31.5%。

    1978年随着高考制度恢复，退休顶替政策出台和企事业单位招工招干，商丘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呈回落态势，知青返城形成高潮，当年批准留城和办理农回手续的知青大幅度增加。鉴于知青返城加快，地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对现有知青场、队进行了全面规划和调整，根据各场、队情况，因地制宜对部分知青场、队进行了合并。

    1978年，商丘地区为贯彻中央1978年12月发出的74号文件及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试行意见》，对知青下乡政策做了进一步调整，缩小下乡范围，放宽留城政策。

    1979年8月5日至10日，全区知青工作会议在商丘召开，共40人参加。会议认真传达贯彻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原原本本传达了戴苏理同志的重要讲话。会议认为，我区的知青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截止1978年底，全区共有2800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招”离开农村21000多名，现在农村约6400名。会议针对存在问题，对今后的全区知青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1979年8月27日，商丘地委知青领导小组向地委作专题报告。报告建议，商丘市今年动员下乡知青约1000人，分别下到商丘市郊区或民权、睢县、宁陵、柘城县，充实到条件较好的知青队。今年不搞零量插队和回原籍。报告重点对知青场（队）调整、领导班子整顿、加强知青思想教育、回城知青安置等重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此后，地委根据中央74号文件关于对“矿山、林区分布在农村的有安置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小集镇和一般县城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由本地区或本系统自行安排”的要求，决定以后各县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9年河南省委(79)164号和168号文件提出，一般县城非农人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1980年7月国务院知青办发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几点意见》提出：今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安排，从有利于解决劳动就业的原则出发，实行城乡统筹，可以不下乡，予以安排。据此，商丘地区从1980年开始停办评留手续，1981起不再组织知青下乡活动。

责任编辑：苗家睿